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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这样诉说

稿件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 2019-09-02 | 打印 | 字号:TT

  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如果大雪封门》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4年《耶路撒冷》获得老舍文学奖,并且在2015年提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6年《耶路撒冷》获得首届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奖。2019年8月,《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

  记者:祝贺您的《北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先给我们介绍下这部您用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

  徐则臣:谢谢。小说主要讲述了公元1901年,时局动荡,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自称“小波罗”的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与本书的主人公之一谢平遥开始了一段运河之旅。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一百年后的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一部完整的叙事。

  记者:大运河在您之前的作品中一直都有出现,只是都是作为背景,是什么促使您决定写《北上》,让大运河成为主角?

  徐则臣:大运河对我的意义很大。从小到大,我对世界的想象,是借助三个途径或者说载体来实现的——火车、飞机、运河,因为它们到哪儿,就能把我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带到哪儿。当然,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火车和飞机都非常遥远。运河则不一样。我从小生活在河边,家乡处处可见小河,水于我来说是一直流动的,因而对世界的想象更多是建立在河流的基础上。小时候,把石头扔进河里溅起了浪花,我就在想,这朵浪花下一秒会到哪儿?一分钟一小时以后、一天一年以后,这朵浪花又到了哪儿?我想象的世界由此开阔起来。初中时住校,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我们就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我们就在那打水。后来在淮安生活的几年,每天也是穿梭于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对大运河的感情和兴趣越来越浓厚。一开始,只熟悉运河淮安段,便将对它的理解作为背景就这么一点点地放进了小说里;慢慢地对运河开始有了一个整体的把握,视野可以逐渐拉长到1790余公里……这个过程中也因为感情和兴趣,一直以来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等,我都会花很大精力收集和揣摩。《北上》中,关于“小波罗”坐的船,我就搜集了至少3000张的相关图片。

  在书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所以,我写运河是水到渠成也必须要做的事。

  记者:书中的“小波罗”是个热爱中国文化和风物,又骨子里带着傲慢和优越感的意大利人,为什么想到用他的视角切入?

  徐则臣:首先,我对“小波罗”感兴趣,因为他跟我当年“想到世界去”的愿望相契合,而他之所以被称为“小波罗”,正是因为他的偶像是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我羡慕所有的旅行家。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对历史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近代历史上有三件事对中国特别重要,1840年的鸦片战争,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的庚子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三件事之后,中国“被”全球化,被置于世界目光之下。我就想,这么特殊的历史时刻,只有中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不够的,我想借助外来者的视角,希望能在差异性的文化和目光中看看那时的我们。一种文化肯定是既有精华的先进的东西,也会有些糟糕的东西。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有时会不自知,但换一个视角,比如外来者“小波罗”的视角,反而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小波罗”觉得吃饭用筷子才叫优雅,他们用的刀叉像冷冰冰的“凶器”。

  小说中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是“小波罗”的弟弟马福德,一辈子生活在中国,久而久之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书中有个细节,马福德带儿子去意大利使馆,说的是意大利话,但意大利的守卫却认为他是冒充意大利人的中国人。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体现出中国文化那种强大的融合力。小说不仅仅只是写好看的故事,我还希望在故事之外,能附着一些文化意义上的思考。

  记者:在创作《北上》的这四年时间里,您把大运河从南到北地走了个遍,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人、事、物让您印象最深刻?

  徐则臣:这期间有意思的人和事太多了。比如,因为要写通过运河北上被铺在故宫太和殿的金砖,我特意去了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明清时期,京城宫廷建筑和帝王陵墓所需的金砖,大多是由苏州提供,因为只有那一带的河堤土适合。人们在临湖的田地挑选细腻润结、不含任何杂质的泥土,反复踩踏提炼,使之更有韧性。生产时,还必须经过风化、晾晒、泡浆、搅拌、沉淀、踩土、制坯、干燥、烧制等几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讲究,成本自然也很高。一块金砖足有一百多斤重,装载于大船,然后经由京杭大运河送往京城。金砖的颜色可不是金黄色,而是灰黑色,因为它质地坚细,敲出来有金属的声音,故名金砖。

  我还写到了汝瓷,是因为一次巧合去河南抚州,见到了一位烧汝瓷的老先生,他可是大国工匠。汝瓷有着湛若青天的玄妙色泽和“似玉非玉胜似玉”的质感,烧制技艺失传已近千年。20世纪50年代,陶工逐渐开始复烧汝瓷,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准确掌握烧制技法,完美复制出天青色,老先生几十年来也只是偶尔烧制出了天青色的汝瓷,于是他一直在寻找和研究准确的烧制方法。烧瓷关键在于火候的把握,一套复杂的工序下来,火大一点、小一点,时间长一点、短一点,烧出来都不一样。有几次烧出来的颜色已经非常接近了,但老先生认为还不是理想中的天青色,便又毁掉重来。从老先生那儿,我不只是了解了汝瓷的历史和价值,更让我感动的是他身上那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因为以老先生的身份,随便烧制一件汝瓷品都是非常值钱的,但他一心只是想找到准确的烧制方法。我觉得不光是匠人,我们写作者也要有这种精神和追求。

  运河的运输功能式微了,但运河承载的中华文明和悠久文脉不容被遗忘,运河之于当下的意义正在这里

  记者:您也算大运河的专家了,能不能举例给我们讲讲大运河是如何体现我国古人智慧的?

  徐则臣:专家绝对称不上,写作《北上》也是我重新认识运河的一个过程。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全长1797公里,南端从杭州开始,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进入天津,最后终点是北京,沿途还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么一项雄伟的工程,不得不佩服我们古人的智慧。

  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我们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没有大运河,那就只能“南下”而无法“北上”。大运河又是如何克服地形差异的影响呢?以小说中写到的邵伯闸为例,它采用三门两室的方式分级提水,让船只通行。三道闸门,第一道闸提起,船只进来后,闸门放下,第二道闸门开启,当第二个闸室的高水位注入进来,第一闸室水位升高,把船一点点抬起。等第一闸室的水位和第二闸室持平,船驶出闸门,重新进入运河。运河上的航船得以上下通行。所以“小波罗”当时坐在船上感叹不已:自然的伟力不可抗拒,不过是因为没有及时遇到科学合理的人类智慧。如果没有邵伯闸,他将永远不可能坐船沿运河北上,因为没有船闸有效地调节控制水位,运河只会从高至低一泻千里,成为一条无法北上的单向行驶的河流。在世界任何的别一处,他都没见过这般智慧的水利工程。

  还有南旺分水枢纽也是一个创举。京杭大运河途径鲁西南,其汶上县南旺地段是一个制高点,和最低处的落差是40米,作为大运河的“水脊”,成了运河畅通的难题。明朝初期,工部尚书宋礼和汶上民间水利家白英经过勘察,在戴村筑坝建分水工程,使汶水西行,从南旺入运河,七分向北流,进入漳、卫;三分向南流,进入黄、淮。南旺分水枢纽疏浚三湖作水枢,建闸坝,调节水量,保证漕运畅通。白英抓住了“引、蓄、分、排”四个环节,实现了蓄泄得宜,但你想想,那个时候没有航拍、勘测这些技术,白英完全是凭经验,凭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非常神奇。

  记者:为什么说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之河,您觉得大运河在今天还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徐则臣:大运河是贯通中国南北、沟通五大水系的“大动脉”,正是因为有了这条“大动脉”,风沙粗粝的塞外边疆、风光旖旎的秀丽江南和化外的南蛮荒地之间才得到联结和交流,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隔绝才得以被打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才得以实现。运河的兴起直接催生了沿岸城市的繁荣,特别是苏州、无锡、常州、绍兴等运河节点城市,四大名著、扬州八怪、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文学艺术之葩也纷纷绽放于运河沿岸,这和大运河实现的文化交流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这条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今天的中国将是另一番面貌。因此,尽管今天运河的运输功能式微了,但运河承载的中华文明和悠久文脉不容被遗忘,运河之于当下的意义正在这里。让运河活起来,并不一定是要断流的河段复航,而是至少在文化的层面上,沿着这条河流往历史深处追溯,看看它到底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文化为钥匙“唤醒”大运河,或许是当今背景下,保护、传承和利用好大运河的最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也是促使我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原因之一。运河的意义还需要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各界人士去呈现,给我们重新审视它的底气。

  一个作家、艺术家最终就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讲故事,无论从情感上、思想上,都希望对他们起到一个正面的影响

  记者:您的作品都有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北上》中写您并没经历过的1901年,也是有很多细节的描写和知识点的介绍,画面感很强,信息量很大。您如何看待作家的生活阅历与创作的关系?

  徐则臣:在我看来,涵纳足够的信息量是文学的美德之一,一个是思想的信息量,一个是对艺术的信心,当然还要有天文地理等各种知识,这就需要作家有一个扎实的积累和足够的田野调查。像小说中提到福建漳州利华斋的八宝印泥含有朱砂、珍珠粉等成分,有消炎止痛之功效,这就属于平时常识上的一种积累。为了完成《北上》,除了从南到北把大运河断断续续地走了个遍,我还搜集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绘本、照片、电影,从宋朝至今关于运河的地图等各种资料,研读了包括运河历史的著作、当下运河研究的著作,以及苏伊士运河、伊利运河和阿姆斯特丹、俄罗斯的运河研究文献。所以,一个作家如果有足够的生活阅历和积累,对写作绝对是有帮助的。比如,在我还没有为人父母时也写过父母对孩子的爱,也觉得写得很感人,但有孩子以后,我对爱的理解不一样了,写出来的感受也完全不同了,这是抽象的一个深度和宽度。正因为生活经历的重要,也倒逼着作家不停地去探索这个世界。但这容易带来另外一个偏见,就是认为有了生活,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写出伟大作品,其实不然。很多欧美的作家,整个生活平淡如水,但是他有点石成金的技术,也能化腐朽为神奇。这个技术的关键我觉得在于作家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和生活。我们中国的作家真的不缺材料,我们有一大堆精彩的故事,但不代表我们就能写出伟大作品,就好像做菜,有的人用的食材很简单,但是做出来的菜味道特别好;有的人,你给他一堆好的食材,他也未必能做出美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中国人历来讲究“文以载道”,您如何理解作家所肩负的职责和使命?

  徐则臣:对一个作家来说,真善美本身是包含在他对艺术的追求中的。艺术不是纯粹的一个身外之物,它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是能够承载一些道德价值的。其实我理解,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最终就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讲故事,无论从情感上、思想上,我们都希望家人、孩子能够接受,而且希望对他们的整个成长起到一个正面的影响,这是自然而然的,是一种本能。当然,文学有的时候也有局限性、裂痕性。但一个作家,当你写出来的东西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就该肩负一定的责任,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写黑暗不是为了黑暗而写,而是为了在黑暗中找寻那一丝光亮,那就是希望。所以对很多作家来说,写黑暗是有足够能力的,但是更伟大的作家,是要有能力写黑暗之外的宽阔,要有能力发现黑暗之外的那一丝光亮。

  总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发生任何一点变化,我觉得作家都有义务和责任去感知,要深入地观察这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应该是能够用这个时代核心的语言表达这个时代核心的情绪,核心的疑难,而且跟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张欢 张瑾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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