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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大漠宝藏的守护者

稿件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 2018-05-09 | 打印 | 字号:TT

  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敦煌有历史记载两千多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敦煌莫高窟是公元四到十四世纪,历经十个朝代连续一千年的建造留下来的文化宝库。莫高窟身处戈壁荒漠之中,生活条件艰苦卓绝,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有志者扎根于此、默默守护。奉献是他们一生的信条。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两位莫高窟守护者常书鸿、段文杰的故事。

  越是艰难越向前 

  1942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画家常书鸿被选为副主任。在此之前,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碎片分包偷运出国的事件引起了广大文化界人士的忧心。历经多次劫难的敦煌石窟,可不能再经受如此遭遇啊。痴心莫高窟的常书鸿,为了实现去敦煌的梦想,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筹措经费,他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1943年3月,常书鸿率队踏上了敦煌的土地。此时莫高窟满目疮痍,藏经洞里近万件宝物被伯希和、斯坦因等掠走,洞窟内的壁画和雕像亦遭人为剥离,淘金人在窟前放羊、在窟里做饭烧水。见此情景,常书鸿立志有生之年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而奉献自己所有的力量。

  常书鸿笑称来到敦煌的第一顿晚餐是“粗枝大叶饭”,筷子是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可谓“粗枝”;主食是切得指头宽的厚面片,可谓“大叶”,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生活上已是如此困顿,而修复保护莫高窟的工作更需要从零开始。常书鸿等人与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用渠水将积沙清走,建成千米长的沙土墙,用来阻挡风沙。从事修复临摹工作时,没有纸,他们就用窗户皮纸裱褙;没有笔,他们将秃笔修理后再用;没有颜料,他们用红泥、黄泥等材料自制。临摹窟顶画时,头昏脑涨、恶心呕吐是常事,甚至有坠落的危险。

  1945年4月,常书鸿在为敦煌呕心沥血之际遭遇不幸,结发妻子离开了他。遭此打击,谁能不感到失落呢?在这段日子中,常书鸿以北魏壁画《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激励自己,常书鸿想萨埵太子可以将身体舍弃给饥饿的老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后来,常书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莫高窟)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然而,打击接踵而来——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写信给社会贤达,呼吁他们支持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事业,信的末了,他总不忘加上一句:“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常书鸿的努力下,在傅斯年等社会贤达的帮助下,敦煌艺术研究所总算是留住了。

  苦尽终会甘来。1947年,常书鸿与被称为“敦煌痴人”的李承仙结婚,从此相伴终生。他们在对莫高窟进行修复的同时,致力于宣传敦煌文化,在兰州、南京、北京等地,他们都曾举办过展览,引发国人对敦煌文化的关注与重视。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敦煌研究院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艺术研究机构。

  人的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常书鸿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即使在弥留之际依然心心念念着敦煌。人们钦佩于他的奉献,称其为“敦煌的守护神”。日本人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唯无我方成大我 

  1994年8月,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这样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敦煌研究院已经在1983年、1987年、1990年举办了三次。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之所以要花费许多精力组织这些会议,是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窘态。

  段文杰,191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21岁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段文杰与敦煌结缘于1944年的一次展览。当时,段文杰站在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前,被画中人物的形象、线条、色彩、神态、服饰之美深深吸引,沉醉其间不能自拔。那一刻,他决心将自己的艺术生命交给敦煌。

  1946年,段文杰和一批年轻的“朝圣者”来到敦煌。那时敦煌的生活条件仍十分艰苦,交通也极为不便,公共汽车一周来一趟,没有公共汽车的日子里,莫高窟仿佛是座与世隔绝的孤岛。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痛苦,使许多人选择了放弃,但段文杰却坚持了下来。

  这得益于段文杰良好的心态,即使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他也能表现出“既来之,则安之”的豁然气度。在敦煌这片土地上,来来去去不知有多少人,但像段文杰这样死心塌地、耐得住寂寞、长年累月以莫高窟为家、四十年后才回故乡探亲的人却少之又少。在个人际遇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问他,你是回四川老家,还是呆在敦煌。段文杰干脆地回答:“我就呆在敦煌,哪里也不去。”“唯无我方成大我”,只有全情的投入,才能换来累累硕果。

  段文杰当时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对莫高窟重新编号,二是组织力量进行壁画临摹。无论是哪一项工作,段文杰都发挥了骨干、尖子的作用。莫高窟洞窟幽暗狭窄,夏如蒸笼,冬如冰洞。为了保护壁画,即使是再冷的天也不能在洞内生火取暖,就连烛火的灯芯也要严格控制。段文杰和他的同事们,只能一手秉烛一手作画,作画过程中,临摹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方向反复观察、研究,经常头昏眼花,特别是在进出洞内外时,由于光线反差大,对眼睛刺激厉害,对视力的损害是很严重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段文杰临摹了不同时期敦煌的精美壁画340余幅。

  段文杰认为临摹画作,一要客观踏实地再现原貌,二则重在传神,三是绘画技巧不低于原作水平。在临摹《都督夫人礼佛图》的过程中,段文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查阅了许多资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历经四个月才完成了等高的巨幅画像,充分反映了画作的原貌。此画后来在世界巡回展出,让人们近距离领略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获得广泛好评。可是又有谁知道,在临摹画作的过程中,段文杰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当时的敦煌研究院与外界的交流较少,许多研究成果都无法走向世界,无法在敦煌学的国际竞赛中展示中国学者的风采。段文杰任职后,一门心思想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以宽广的胸怀在学术上不遗余力支持研究院的同志。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令国际学术界刮目相看。面对这样的成就,段文杰却谦虚地表示:“敦煌学回归故里,这是中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的成绩,敦煌学是国际的学问,欢迎各国学者进行研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段文杰,他用毕生的心血,为莫高窟的昌盛,为敦煌艺术的光大执着追求。

  在两代莫高窟守护者的身上,我们领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的强烈感染力。大漠虽远,因为一座艺术的宝藏、一颗文化的明珠,令无数人心向往之。值得高兴的是,常书鸿、段文杰所致力的事业传承了下来,对于敦煌艺术的魅力、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我们今天无疑有了更深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大漠宝藏的守护者。(易雨 顾萍 崔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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