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忆章用》，又读《寅恪先生二三事》，两篇短文读下来，心里头沉甸甸的，也亮堂堂的。

　　章用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天到晚埋首在数学里，外面的世界吵翻了天，他好像也听不见；陈寅恪先生，更不必说了，他那身骨头硬得很，可从来不拿这硬去碰别人的软。两个人，一个偏执得可爱，一个通透得让人敬佩，说到底却是一回事——都是把心力收回来，放在自己那块地界上，一寸一寸地深挖下去。我想着他们的样子，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真正能攥在手心里的安稳，大抵都是从内里生长出来的，向外求不来，更不必借着挑别人的错来成全自己的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做不到。碰到跟自己不一样的，心里先是一怔，接着便生出几分不服气，非得争出个子丑寅卯来，仿佛压倒了别人，自己便高大了些。这样的日子过久了，真是累得很。我见过一些人，说起旁人的不是来，眼睛里放着光，可那光里没有暖意，全是焦灼。他们揪着一点错处不放手，仿佛攥着一根救命稻草，却不知道那稻草底下，是自己心里头空荡荡的一片。

　　章用是不管这些的。旁人说他不合群，说他古古怪怪的，他大概也听见了，但就像是听见窗外刮了一阵风，风过了就过了。他那种“不在意”，不是硬撑出来的豁达，也不是天生的麻木，而是心中有一件要紧的事紧紧牵引着他，外界的褒贬便都变得轻飘飘的了。他做数学题，一做就是一整天，草稿纸堆得老高，旁人看着枯燥，他自己却是满心欢喜的，那种欢喜从眼睛里溢出来，挡都挡不住。偶尔放下笔，与友人往山间走走，说说诗，谈谈哲学，清风拂在脸上，他也只是静静地走着，不争辩什么，也不解释什么。文中记载他常流连山野，站在山坡上遥望远山，不必刻意思虑，精神自有所归。这样的人，活得像一棵树，不急着开花给别人看，只管把根往深处扎。

　　陈寅恪则不同。他的根扎得更深，枝叶也伸得更远。那些年，他通晓的语言，涉猎的典籍，常人一辈子也难以企及。可他做学问，从来没有门户之见，不因为自己懂了西学便轻看中学，也不因为守着中学的根便排斥西学。兼容并蓄，于他而言不是姿态上的宽和，而是治学路上的必然——史学的探究需要多维视角的相互印证，缺了任何一端，便容易失之偏颇。

　　他不是不屑争辩，而是无须争辩。学养之厚，早已撑起一方天地，哪里还需要靠贬低谁来证实自己呢？读到他“临财不苟得”那句话时，我心里微微一动。立身严正的人，往往容易变得苛刻，对旁人苛刻，对自己也苛刻。可陈寅恪不是这样，他严于律己，却不以此绳人。世间的是非，原就不是黑白分明的，站在这一头看是白，换到那一头看也许就是黑。他深谙此理，所以从不咄咄逼人。

　　说起来，向内求索这四个字，写下来不过寥寥数笔，践行起来却是一辈子的功夫。

　　难在哪儿呢？难在外头的声响太密，内心的生长又太慢。你安于沉潜坚守，外界却锣鼓喧天，人人都急着表态、争辩、站队，不随声附和，便显得落寞，甚至软弱。有一天，我端坐在书桌前，窗外远远传来热闹的人声，刹那间心生恍惚：这般默默坚守，究竟值不值得。

　　我正出神，念头纷乱间，忽然想起章用在异国山间的独自漫步，想起陈寅恪在战火之中依旧伏案校勘的身影。想来他们也曾有过相似的犹疑，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不过是思索过后，依旧继续自己的事业。

　　人心里但凡有了自己的山头，便不必事事跟着别人的旗子跑。春天来了，就到太阳底下坐一坐，让暖意渗进骨头里；朋友来了，就温一壶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说话；手头有事，便踏实做下去，不问前程，不较得失。把那些审视旁人的目光收回来，把那些与人争辩的气力省下来，全用在滋养自己的日子里。日子久了，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耿耿于怀的是非对错，不知不觉间已经淡了，远了，像隔着一层薄雾看山，轮廓还在，却再也不扎人了。

　　评判旁人，是最不费力的事；深耕自己，却是最难的路。也唯有这条路，能通往真正的安宁。不必急着证明什么，不必急着反驳什么，像两位先生那样，把心沉下来，沉到自己的热爱里去。待到你心里的灯火燃得久了，亮得稳了，外头的喧嚣便自然退成了远山的影子。那时你回头看，这一路的风尘仆仆，都成了风景。而那风景深处，自有一生澄澈的欢喜，轻轻地，稳稳地，等着你。（高正平）